記者 | 殷宴 李如嘉

【資料圖】

編輯 | 沈霄戈

2023年1月8日起，中國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不再對入境人員和貨物等采取檢疫傳染病管理措施。

在過去將近3年里，疫情爆發、航班熔斷、一票難求、 24/48/72小時核酸證明、14天、7+3隔離，不斷的突發情況、不停調整的政策，讓在海外求學、工作生活的華人，常常望洋興嘆，家人團聚、國際差旅變得困難重重。

有些人默默承受了三年的親人思念之苦；有些人千辛萬苦，終于打通了回鄉路。界面新聞采訪了幾位在疫情期間試圖奔赴漫漫歸途的海外華人。

從2020年1月20日實施新冠病毒肺炎“乙類甲管”，到今日正式放開入境管控，歷時1084個日夜。他們緊張不安、惦念不舍、無奈艱辛的個人經歷，終將定格在歷史的瞬間。

“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住在手機里”

章早立和朱毅榮夫婦住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疫情前，他們每年都會利用假期回國看望父母，或是接老人來美國住幾個月。

2019年，夫妻倆迎來了第二個孩子，因為新生兒旅行不便，他們計劃等來年女兒滿周歲再回國，不料這一等就是三年多。

夫婦倆起初想把父母接到美國，外公外婆也是見外孫女心切。但2020年美國迅速出臺禁令，禁止14天內曾到過中國內地的非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入境。夫妻倆只得改變計劃，準備等疫情穩定后再回國。

“那時還抱有幻想，以為跟03年非典一樣，很快就會過去，沒想到后面越來越難。”章早立回憶。

“登機前7天就要到達底特律，入境后在落地城市隔離至少14天，回到老家還要再隔離14天，我們根本攢不出這么長的假期。”朱毅榮說。

章早立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從未如此渴望回家，三年見不到面的親人在大洋彼岸相互惦記。

“我們在這邊天天擔心父母被封控，他們年紀大了，什么行程碼、健康碼都搞不明白，也不會網購，生活物資怎么解決？父母在國內也天天擔心我們，新聞總說美國水深火熱，他們怕我們在這里感染了、日子過不下去了。”

時間飛逝，女兒會走路了、會說話了，上幼兒園了。和很多在國外出生的“疫情寶寶”一樣，女兒還沒回過國，外公外婆只是視頻電話里的陌生老人。

有一天，章早立說起故鄉南京，說起她從小生活的家，女兒突然打斷她：“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他們住在手機里。”

“我一下子就很難過。”章早立說。

所幸，他們現在可以準備今年夏天帶孩子回國，女兒終于可以見到在南京的外公外婆了。

“2020年一整年，為了家人回國，我不停與政策賽跑”

在舊金山工作的郁育蔥，自從2020年送走春節來小聚的父母，自己迄今還沒能回國和家人團聚。

而2020年為了送母親回國，他幾乎一整年都在和政策賽跑。

2020年春節過后國際旅行還正常運轉，看著美國的感染數字一天天上升，郁育蔥的父親考慮工作原因先行回國，而剛剛退休的母親希望再多陪兒子一個月。

萬萬沒想到，就在父親回國兩天后，回國航班銳減，母親購買的3月份航班被取消了。

3月份，美國疫情剛剛開始，口罩等防護產品產量低，基本買不到，國內的親友開始東拼西湊給他們寄口罩，但國際物流也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半個月10個N95和醫用口罩漂洋過海才拿到。

先一步回國的父親那時候打電話，全家在電話里討論的話題只有兩個：“寄的口罩到沒到？”、“改簽什么航班？”。本來郁育蔥和母親還想等一等舊金山直飛，不考慮洛杉磯出發。而焦急的父親則堅持“趕緊先回來，還不知以后會怎么樣”。

果然，隨著政策進一步收緊，國航只有洛杉磯飛北京這一條線，一周一班，座位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他們已經不再考慮起飛日期，只要能改簽成功就行。

3月、5月、8月，此后幾個月里，“改簽”就成了郁育蔥工作外最重要、最頭疼的事。

他先改簽到5月，心想說不定到時候情況就沒有那么糟糕了。然而，形勢卻不遂心愿，4月份他就得知預訂的航班沒希望按時起飛了，只能繼續往后改簽。

國航改簽必須撥打國內客服電話，當時咨詢國際航班的人非常多。為了錯峰打通，只能搶在國內客服上班的時間點打進去。

由于時差，一到美國晚上十一點，郁育蔥就開始一遍一遍地撥打客服電話，排隊等待的音樂成為他無數個不眠夜的背景音。

但后來不管打進去幾次，客服的回復永遠都是“您選擇的航班空位已全部售出”。

所幸，在3月的航班被取消時，他同時購買了一張1000美金左右、2020年10月的遠期機票做兩手準備，這架航班最終沒有被取消。

在等待回國的8個月里，郁育蔥白天忙碌上班，母親就一個人孤單在家，只有每隔三周母子倆會去趟超市采購生活必需品。那段時間手機里母親的照片都是出門買菜拍的，沒有什么旅游照。

臨近10月，當時從美國回中國需要72小時內的兩個核酸陰性檢測報告，但美國醫院只能保證5天內出核酸結果。為了確保在規定時間內拿到結果，郁育蔥特地請了一天假，驅車帶著母親前后跑了三家美國醫院和一家私人診所做核酸。

為了確保不在歸國前夕感染新冠，他和母親在航班起飛七天前就不敢出門了。即便是去做核酸在室外都很擔心，打開車窗醫護人員就會幫忙采樣。

“每次拉下口罩都很緊張，感覺空氣里都是病毒。”郁育蔥說。

拿到核酸報告，已經只剩不到24小時讓他們上傳報告、填寫申請，等待人工審核批復“防疫健康碼國際版”綠碼。

第一次上傳核酸得到卻是紅碼，舊金山領事館電話打不通，離起飛時間越來越近，綠碼卻遲遲申請不下來，郁育蔥和母親的心理壓力達到了頂峰。

終于通過郵件得到回復，再次核對材料上傳，才拿到綠碼，母子倆手套、面罩和兩層口罩全副武裝先飛到洛杉磯。

在洛杉磯機場，看著母親進入安檢通道，郁育蔥長舒了一口氣，緊繃的神經放松后，他突然心頭一酸，“下次再見母親，就不知道是什么時候了。”

現在政策放開，盡管國際機票還很高，但郁育蔥知道只能靠電話視頻和家人溝通的日子快結束了，老板也和他說今年有機會讓他回國出差。

“從香港回上海，我用了8天時間，花了三萬元”

在疫情爆發前，內地往返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港鐵東鐵線串聯深圳與香港，從羅湖口岸到九龍紅磡，只需40分鐘左右；如果乘坐高鐵，從香港西九龍到深圳福田只需15分鐘。許多人甚至選擇“深港生活”，即住在深圳，每天過關去香港上班。但在新冠疫情持續期間，香港與內地實施出入境管制，政策一再調整，入境之路變得異常復雜漫長，需要大量時間、精力乃至運氣。

蔣麗敏在香港一家金融機構工作，平時和母親住在香港。去年6月底，她要做項目對內地企業實地調研，加上祖母在上海離世，蔣麗敏便計劃和母親一起回內地。“那時香港的疫情已經比較穩定，我們也持有有效簽注，可以直接回來。”她回憶。

盡管如此，入境政策并未放松。蔣麗敏面前有三條路線：一是經由深圳灣口岸走陸路入境深圳，二是經港珠澳大橋入境珠海，三是乘飛機直飛內地。三條路線的基本要求都一樣，持出發前24小時核酸陰性報告，入境后集中隔離7天+居家隔離3天。

根據深圳市政府的政策，進入深圳需提前預約隔離酒店名額，稱為“健康驛站”。每天早上，線上系統會放出幾百到幾千個名額（不同時期數量有變化），用戶必須憑身份信息搶到名額，才能申請入關。

然而，由于黃牛搶號，普通用戶幾乎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預約。7月起，該系統從先到先得改為抽簽機制，希望減少黃牛倒號現象，但依然有大量黃牛用空賬號搶占抽簽名額。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抽了一個多月才抽到，找黃牛則要7000-10000元一個人，還不能保證拿到名額，所以我后來就放棄了。” 蔣麗敏說。

她也嘗試過預約港珠澳穿梭巴士，但更是一票難求：一天6-8班車，每班40個座位，相當于每天只有200-300個名額，黃牛倒票也更加猖獗。多次預約失敗后，她也放棄了這個方案。

最后剩下的一條路——坐飛機直接飛回內地，不確定性相對較低，但也是最貴的。當時正值留學生暑假回國高峰，許多學生從海外經由香港轉機回內地，機票格外緊張。蔣麗敏先嘗試通過各大OTA平臺訂購直飛機票，始終訂不到。

走投無路之下，她只得再次求助黃牛。“當時問到最夸張的價格是3萬一張票，過了一周左右，價格才稍微下來一點。”經過多家比價，她前后買到兩張從香港直飛杭州的機票，一張13000元，一張14000元。

“飛上海和北京的機票更貴，我感覺浙江的隔離政策相對寬松，所以選擇了杭州。” 蔣麗敏說。

在杭州蕭山落地后，她和母親被轉運至郊區一家隔離酒店，住了整整8天。雖然隔離政策要求是“7+3”，但最后一天直到晚上8點才被解除隔離，前往高鐵站已經來不及，只好又多住了一天。隔離住宿費和餐費總共約3000元，加上機票，這一趟母女倆花了整整3萬元。

由于工作需要，蔣麗敏未來還要時常前往內地出差。她期待著通關措施早日簡化。1月8日起新政策實施，香港入境人員憑行前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入境，不再實施全員核酸檢測。

“在國內出差一個多月，卻始終沒能和家人碰面。”

宋既逢疫情前經常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國之間商務洽談。但三年疫情跨國困難重重，導致他只能積攢所有工作安排一次性回國解決。

“疫情前我身邊很多供應商和品牌主都會經常去中國交流，堪稱中國通，但疫情后這樣的交流就很少了，”宋既逢說，“商業合作伙伴之間的信任和交流是無法通過郵件和電話建立的。”

2021年，他雖然很幸運順利回到國內，但整個旅程都充滿了不確定性，給商務行程安排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出發前，他擔心航班被熔斷，擔心起飛前感染。即使飛機降落，隔離期間他也不踏實，擔心自己這班飛機檢測出陽性病例，隔離時間延長。

“當時國內也有多地爆發疫情，行程隨時都可能變更，”宋既逢說，“在解除隔離前一兩天我才開始預定國內機票。”

由于無法和合作方提前確定時間，宋既逢有幾次只能臨時跑去對方公司拜訪“撞大運”，十有八九想見的關鍵人物不在，抱憾而歸。

更讓他唏噓的是，在國內出差一個多月，卻始終沒有找到機會和家人碰面。

“我當時在上海呆了兩周，老家南京也爆發疫情了，”宋既逢說，“父母年紀大了，出南京需要24小時核酸和各種證明，太復雜他們搞不清楚的。而我一旦進南京，就會被賦黃碼，無法登上回加拿大的飛機。”

于是，相隔不到四個小時車程，他也只能繼續靠視頻和家人溝通，最后遺憾踏上了回程。

2022年6月，宋既逢終于下定決心帶著2020年1月出生的女兒回國，讓家里長輩見見未曾某面的“疫情寶寶”。

一家三口從多倫多出發，航程在十五個小時左右，還要經停兩個小時。由于疫情需要全程佩戴口罩，這對于兩三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巨大考驗。

“我們帶了三個行李，其中兩個半都是為了孩子準備的。”宋既逢提到，“孩子5天隔離要用的尿布就占了旅行箱的一半。”

兩三歲小孩有許多特殊需求，妻子甚至在行李箱里裝了一個小電飯鍋，考慮在隔離酒店可能需要自己給孩子做飯。還給孩子帶足了畫筆、繪本、小恐龍等玩具，讓她盡量在隔離酒店少些憋悶、少些哭鬧。

看到入境隔離政策不斷優化，宋既逢買了1月2號回國的機票，帶著妻子女兒回家過年。他說，早知道8號免除隔離，就訂晚兩天的票了。這也是他15年來第一次在國內過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