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配圖 據(jù)視覺中國

紅星新聞記者丨陳卿媛 實習生丨馬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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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丨唐歡 編輯丨何先鋒

據(jù)媒體此前報道，張某入職北京某甲公司任品牌總監(jiān)一職，月薪5萬元，僅試用3天張某就被解雇，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張某工資9千余元，公司無需繼續(xù)履行勞動合同。新聞報道后，有網(wǎng)友認為這種情況比較異常，也有網(wǎng)友認為這可能是用人公司“以挖代裁”的套路。

紅星新聞記者通過裁判文書網(wǎng)檢索已公布的判決材料發(fā)現(xiàn)，張某涉及多起民事訴訟案件，其中包括與另外兩家公司勞務合同的訴訟。判決材料顯示，張某同時在另外兩家公司試用，進入公司后就開始錄音等收集證據(jù)。

某甲公司的負責人耿先生近日告訴紅星新聞記者，試用期間他發(fā)現(xiàn)張某簡歷存在造假，在訴訟期間他了解到，張某一個案件會從仲裁到再審不斷訴訟，還因類似情況與多個公司發(fā)生勞務糾紛，一些公司擔心官司影響企業(yè)名譽或疲于訴訟就會接受私了。耿先生認為，張某的行為是在對多個企業(yè)進行“職場碰瓷”。

紅星新聞記者致電張某核實情況，張某未接受采訪。

月薪5萬試用3天被辭退？涉事公司：他簡歷造假

據(jù)耿先生回憶，2020年春，北京某甲公司在求職平臺發(fā)布招品牌總監(jiān)的信息，因受疫情影響，耿先生通過線上的方式面試了張某。面試時張某給耿先生的感覺還不錯，在未背調(diào)的情況下，公司讓張某入職。2020年5月18日，某甲公司與張某簽訂了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約定試用期為3個月，固定薪資標準為稅前5萬元，轉正后加入績效。

耿先生稱，張某試用期間不僅與同事之間的關系處理不好，他安排給張某的工作任務也沒達到預期。他曾兩度與張某交流整改，但是整改后還是不行。在一個商務活動中，耿先生還遇到張某簡歷中提到的前單位某乙公司的工作人員。張某的簡歷顯示，他在某乙公司帶領過120人的團隊，但耿先生詢問某乙公司的工作人員則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們沒那么多人。”

耿先生認為，張某與公司所招聘的工作崗位不匹配，無法勝任，試用期不達標。2020年5月21日，某甲公司向張某出具了《解約聲明》，提出要與張某解除試用期勞動合同，離職薪資核算情況為：試用期4天薪資以月薪5萬元計算，共計9195.4元，并希望張某盡快辦理離職手續(xù)。

事件經(jīng)報道后引發(fā)討論，相關微博話題閱讀量達3.9億次

張某收到《解約聲明》未去公司辦理交接手續(xù)。他表示不服，要求某甲公司繼續(xù)履行勞動合同并支付工資，還向北京市海淀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裁決結果為：某甲公司與張某繼續(xù)履行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某甲公司支付張某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31日工資約2.3萬元；駁回張某的其他仲裁請求。

耿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勞動仲裁期間因疫情原因，他當時不在北京，前期沒有收到有關仲裁的相關信息，后來裁決結果出來他才知道張某申請了仲裁。公司不服該仲裁結果，向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請求為：公司無需與張某繼續(xù)履行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公司無需支付張某2020年5月18日至5月31日工資約2.3萬元。張某則同意仲裁結果，希望法院駁回某甲公司的訴訟請求。

與另兩家公司有勞務糾紛 此前任職公司承認存在一定過錯

上訴過程中，耿先生還發(fā)現(xiàn)張某不止與某甲公司存在勞動爭議。

根據(jù)耿先生描述，他從法官處了解到，張某還與近十家公司也存在勞務糾紛。耿先生認為，張某把同公司打勞動爭議官司當成一種“生意”，面試時使用有虛假信息的簡歷，一旦進入公司就通過錄音等方式收集證據(jù)，抓住一些公司用人存在的違規(guī)之處，短暫工作后就以此為由和公司談賠償，或去仲裁或發(fā)起訴訟。耿先生分析，一些公司可能疲于訴訟流程會賠償張某不少錢。

紅星新聞記者注意到，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公布過關于張某與另外兩家公司的勞務糾紛案件，其中一起案件張某仲裁后，公司需給付12萬元；另一起案件張某勝訴，公司需給付11余萬元。根據(jù)案件材料推算，張某在這兩家公司工作時間都不太長，分別是2個多月和3個多月，且其中有近1個月的時間，他同時在這兩家不同的公司工作。

其中一起勞務合同糾紛案裁定書顯示，1979年出生的張某，學歷為本科。他曾向北京經(jīng)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對北京某丙公司勞動仲裁。仲裁結果為，北京某丙公司給付他2019年7月10日至9月16日期間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差額6萬元、2019年7月1日至9月16日期間工資6萬元。張某向北京市大興區(qū)人民法院申請執(zhí)行，法院立案執(zhí)行后張某撤訴。

而張某涉及的另一起勞動爭議案的判決材料顯示，張某在招聘軟件上看到另一家公司北京某丁公司的招聘信息，在2019年8月19日，經(jīng)招聘后入職北京某丁公司，任職品牌總監(jiān)。他在這家公司工作到11月26日，約3個月時間。

判決材料顯示，張某提交了他與北京某丁公司工作人員的錄音等證據(jù)。在2019年11月23日時，他在北京某丁公司就出現(xiàn)狀況，公司的工作人員在群里對他個人發(fā)起攻擊，說他是“假工作”。到了11月26日，他去工作時被告知遭到解聘。該公司存在多項不合規(guī)的用人方式，包括未與他訂立書面勞動合同，未繳納保險、未繳納個稅、拖欠工資，轉正后口頭辭退并未提前一個月書面通知。

法院也查明，2019年8月19日至11月26日期間，北京某丁公司按照張某全勤發(fā)放工資，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北京某丁公司通過個人向張某發(fā)放了3個月的工資，但未為張某繳納社會保險、公積金及代繳個人所得稅。

張某曾向北京市房山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勞動仲裁，仲裁結果為全部訴訟請求被駁回。張某不服，向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公司賠償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6萬元；工資差額2.5萬元；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3萬元；精神損失費6萬元，社保、公積金及個稅6萬元，共計23.5萬元。

北京某丁公司則指出，張某未告知北京某丁公司，他在2019年7月10日至9月16日，仍在其他公司工作，張某在2019年8月19日入職北京某丁公司工作，與上述時間顯然重合，即張某在擁有另一份工作的同時，已經(jīng)開始物色下一個目標公司。兩家公司一家在大興區(qū)，一家在豐臺區(qū)，相去甚遠。

北京某丁公司承認公司存在一定的過錯，在招聘過程中，并未嚴格地遵守法律、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但是對于一位從入職開始，即開始收集證據(jù)，并處心積慮以法律手段詐取公司利益的所謂“員工”，公司亦是防不勝防。

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在2021年6月作出的一審判決結果為，北京某丁公司應支付張某工資差額23858.29元；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6萬元；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3萬元，公司共計需支付11余萬元，駁回張某其它訴訟請求。公司不服上訴，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張某與北京某丁公司勞動爭議案判決結果

涉事公司否認“以挖代裁” 稱是對方“職場碰瓷”

關于張某與某甲公司案件，一審法院認為，某甲公司以張某不勝任工作、沒有完成工作任務為由解除其勞動合同，但該理由未在勞動合同中明確體現(xiàn)，某甲公司與張某解除勞動合同缺乏依據(jù)。

一審法院在審理中確認，雙方不能就新崗位達成一致意見。關于公司是否應繼續(xù)履行勞動合同的主張，法院認為，張某在某甲公司工作的時間極短，而試用期亦是勞資雙方相互考察了解的周期，雙方很難建立信任基礎；雙方之間產(chǎn)生較大矛盾，已經(jīng)不具備繼續(xù)履行勞動合同的基礎。

2021年9月，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判令某甲公司應支付張某2020年5月18日至21日期間的工資9195.4元。公司無需繼續(xù)履行與張某于2020年5月18日簽訂的勞動合同。張某不服判決上訴，二審、再審期間訴訟請求均被駁回，維持上述判決。

耿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法院判決某甲公司應支付的9千余元，他早已通過微信把錢款轉發(fā)給張某，此后他被張某拉黑。但后來張某又以某甲公司未支付法院判令應給付的9195.4元為由，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

耿先生給張某轉賬后微信被拉黑

張某申請強制執(zhí)行的情況耿先生最初也不知情，是耿先生在參加商務活動時，有客戶在相關平臺上看到了，詢問他情況時他才了解到的。隨后，某甲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支付證據(jù)，向法院申請撤銷強制執(zhí)行，解除賬戶凍結。2022年年末，耿先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法院已撤銷強制執(zhí)行，公司賬戶也已解凍。

此外，對于張某與某甲公司的案子，許多網(wǎng)友懷疑某甲公司是“合同釣魚”“以挖代裁”。

對于網(wǎng)友的說法，耿先生表示，在通過招聘軟件認識張某之前，公司與張某沒有任何形式的聯(lián)系，也不知道張某此前在哪里工作。相反，張某利用公共資源，甚至反復起訴，這種行為應當算作“職場碰瓷”。

紅星新聞記者致電張某欲了解整件事的情況，但張某未接受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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