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武漢大學獲悉，著名歷史文化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因病醫(yī)治無效，于12日上午在武漢去世，享年80歲。

馮天瑜出生于1942年，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中國文化生成史》《明清文化史札記》《解構(gòu)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張之洞評傳》《新語探源》《“封建”考論》等。榮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荊楚社科名家”。2021年，馮天瑜被授予“湖北省杰出人才獎”，這是湖北省最高人才榮譽獎項。

(資料圖片)

傾注大量心血研究張之洞

馮天瑜出身書香之家，父親馮永軒是史學教授，早年就讀武昌高師（武漢大學前身），從學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后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一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從小的家庭文化環(huán)境，讓馮天瑜較早接觸到歷史文物，深受史學熏陶。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小學三年級至高中期間，他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省圖“住讀八年”，博覽中外名著，是一段美好的閱讀時光。高中畢業(yè)前，馮天瑜報考了生物學，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同時，馮天瑜依然利用業(yè)余時間勤奮寫作，鉆研國學。

走入文化史研究的學術人生，用馮天瑜自己的話說是“蓄之久遠，發(fā)于天然”。20世紀70年代后期，他遇到一次選擇專業(yè)的機會，調(diào)到湖北大學歷史系。“我30多歲才初入學術門墻，即深感理論思維緊要。讀了一些思想史名著，漸漸被《讀通鑒論》《明夷待訪錄》《歷史哲學》所吸引。從年輕時一直到現(xiàn)在還經(jīng)常讀。”馮天瑜說，《明夷待訪錄》的“新民本”觀，成為他追考中國思想史的指針；他曾反復精讀《歷史哲學》，深受其整體史觀、辯證史觀的啟迪。這3本書成為馮天瑜的“看家書”，既“觀其大略”，獲得關于文化學的理論架構(gòu)；又采取“多遍讀經(jīng)典、每遍攻克一主題”之法，熟悉其精義。

出生于湖北紅安的馮天瑜，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和湖北地方文化史的研究，挖掘其中的湖北精神。

作為湖北籍學者，馮天瑜十分注重在文化研究中彰顯地域性，數(shù)十年來，他致力于辛亥武昌首義史和張之洞研究。上世紀80年代初，馮天瑜與賀覺非合著《辛亥武昌首義史》。馮天瑜對于史籍記述分歧、學界爭論不休的重要史事，逐一爬梳，重新考證，提出了諸多有別習慣說法的新結(jié)論。而且，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理解，探討了辛亥首義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必然性與或然性。

馮天瑜著有《張之洞評傳》。在張之洞博物館原館長顧必階的心中，馮天瑜是很好的導師，也是很好的朋友。顧必階說，馮天瑜長期研究張之洞，寫了多部著作，他一直關心張之洞博物館的創(chuàng)辦和建設，組織和參加了多場學習會、交流會和座談會，也欣然接受邀請為老館和新館的前言作序。“為了保護好張之洞這張城市名片，保護武漢的工業(yè)遺產(chǎn)，延續(xù)城市文化，馮先生傾注了大量心血。”

為紀念張之洞，武昌蛇山南腰建造了抱冰堂，張之洞晚年以“抱冰老人”自號，“抱冰堂”由此而得名。目前，抱冰堂中常設“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展覽，其“抱冰堂”三字匾額，由馮天瑜先生題寫。

力主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

“長江流域人文興盛，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下正在創(chuàng)造更加壯闊的現(xiàn)代文明。試看今日之環(huán)球，長江正輝耀于東方。”馮天瑜在《長江禮贊》中說。

馮天瑜“以守護文化為職志”，筆耕不輟，潛心治學。他與弟子馬志亮、丁援合著的新作《長江文明》，滿懷家國情懷與家鄉(xiāng)情結(jié)，歷經(jīng)三年多的編寫，于2021年9月正式出版，是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以湖北為基地之一，建設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內(nèi)容最為豐富。”馮天瑜接受長江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湖北具有自然長江優(yōu)勢，湖北是長江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漢江是長江最長的支流，水量巨大，流經(jīng)湖北省江漢平原，平穿“魚米之鄉(xiāng)”湖北縱橫交錯的山地、丘陵，于武漢匯入長江。

“湖北是漢文化重要發(fā)祥地之一。”馮天瑜尤其看重楚文化中的莊子散文和屈原詩歌，他們基本都是從湖北衍生。

馮天瑜介紹，近代以來，面對 “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yè)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張之洞三度出任湖廣總督，在湖北推行“新政”，拉開了武漢近代工業(yè)建設的序幕。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最終在長江中游的武漢三鎮(zhèn)結(jié)出了革命的果實。

“湖北的發(fā)展?jié)摿κ蔷薮蟮摹！瘪T天瑜認為，長江國家文化公園以湖北為基地之一，內(nèi)容豐富——三峽工程建在湖北的西部，南水北調(diào)以漢水中上游為出發(fā)點，傳輸?shù)奖狈剑w現(xiàn)出湖北的重要作用。湖北的工業(yè)、科技、教育發(fā)展，自近現(xiàn)代以來，也是走在前列。

湖北作為長江徑流里程最長的省份，在中華文明進程中，始終是“為國家、民族興衰的一大關樞之地”，這是馮天瑜對湖北在長江文化中地位的總體評價。

談到武漢，馮天瑜認為，在21世紀中華文化闊步走向世界舞臺的進程中，今天的武漢應該有充分自信：“武漢形勢之優(yōu)，得滔滔萬里的揚子江之賜，古人識此，今人更當舉起‘長江文明’旗幟，以之聚集力量，引領潮頭。以‘締造從江漢起’的氣派，做‘江漢朝宗’文章，建設活力大武漢，正逢其時，而又時不我待！”

守望中華文化的燦爛星空

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鉆研，以學術為生命的執(zhí)著探求。他提出的“中華元典精神”是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他寫作的《中華文化史》《中國文化生成史》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中華文化生成和發(fā)展的歷程，構(gòu)建了中國文化史整體架構(gòu)，被譽為“新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馮天瑜認為，中華文化是全球第一代原生文化里非常少見的沒有中絕而且至今還充滿活力的文化。“我覺得就它本身的精神而言，有兩層精義最重要，一個是自強不息，永遠奮力前行；一個是厚德載物，包容萬象，異文化（如古之佛學，今之西學）來了之后，雖然也發(fā)生沖突，但中華文化能夠接納消化，以壯大自身，這是它能長期延續(xù)的原因。”

2022年，馮天瑜的著作《中華文明五千年》出版，在導言中，提出“文明”的定義，并闡明該著探究的文明涉及器用、制度、行為、觀念諸層面，重點在觀念層面；奠定了關于中華文明史的本體論基礎，確立了研究中華文明宏觀尺度，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從“人猿揖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恢宏畫卷，其中對中華文明生成機制的論述，尤其發(fā)人深省。

來源 長江日報

編輯 趙司堯

流程編輯 嚴圣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