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水滸》相關內容是否應該從中小學課文和課外讀物中刪除的討論，成了熱點話題。有家長認為《水滸》有毒，足以毀滅“三觀”，中小學生不應該讀。

我想討論的重點，不在于到底《水滸》是不是有毒，而在于當我們認為一本書有害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以保護孩子為目的禁止閱讀？

電視劇《水滸傳》劇照。圖/視頻截圖

(資料圖)

一切為了孩子？

限制閱讀，不是個新鮮事，秦始皇焚書坑儒家喻戶曉，類似的事情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4世紀也做過。書籍，作為傳播思想的載體，在人類歷史上不時會被視為洪水猛獸。

大范圍限制閱讀的主張，往往存在爭議。有趣的是，禁止兒童和青少年書籍的做法卻似乎更容易取得多方——尤其是家長——的共鳴。保護孩子，是很多限制閱讀主張的初衷。

比如，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因為描寫了青春期叛逆，加之臟話和性描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一些國家被禁。謝爾·西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的《給予樹》因描述一棵無私的樹，而在一些學校被禁止，因為成年人們擔心它宣揚了一種不健康的、片面的愛和給予。甚至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的《野獸國》也在一些學校被禁止，因為它“鼓吹”兒童的惡作劇和不良行為。

這些書曾經讓一些成年人憂心忡忡，唯恐教壞孩子，敗壞風氣。在時空轉換后的幾十年，誰又能想到，其中的每一本都成為兒童/青少年讀物中的經典作品呢？這些擔憂的成年人沒說出口甚至沒想明白的是，他們對孩子做了這樣幾個假設：孩子是弱的，沒有判斷能力；看書是一種被動接受，而不是主動思考；孩子接觸“壞東西”就會變壞。

真的是這樣嗎？

一書毀“三觀”？

我們總是忍不住擔心：一旦放任不管，孩子會不會從書里“學壞”？這種擔心不無道理，連研究者也一直企圖找到兩者之間的關系。然而，書籍與兒童行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50年來的眾多研究，仍然無法找到兩者之間一錘定音的因果關聯。當然，這也是因為閱讀對行為產生的影響往往深遠而長期，此類研究難度很大。

在一項針對臟話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小說人物臟話說得越多，他/她越受青少年讀者的歡迎。這恐怕是個讓家長揪心的結論。然而，研究者也做了一個重要的提醒：每個看書的孩子都是帶著自己性格特點在閱讀；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充滿敵意、酷愛暴力的孩子，你就更有可能去仿效臟話。也就是說，讀書和孩子的行為問題存在某種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未必是因果的：不是因為看了書才滿嘴臟話，而是孩子本來就存在這種行為傾向。

著名的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對此作了一個高度總結。他說，我們消費的暴力娛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我們面臨的血腥死亡風險卻從未如此之低。這個推論，或許可以消弭一些成年人的焦慮。

不可否認，書籍對青少年的信仰、價值觀和態度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提醒自己，書籍只是能夠影響兒童行為的眾多因素之一。“毀三觀” 這個網絡時代的常用語，讓人們誤以為一部電影、一本小說甚至一杯奶茶都足以摧毀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三種觀念決定了一個人對于世界、生活和他人的看法，無時不刻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決策。

美國著名學者，自然和人文作家邁克爾·波倫（Michael Pollan）曾經在他的書中批評當今的營養健康學研究，他說：當下這種化學實驗似的研究方法，讓營養化學成分脫離了食物，食物脫離了飲食習慣，飲食習慣脫離了生活習慣；然而，它忽略了食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帶有深刻文化性的概念，有太多變量和復雜因素需要考慮。

借用邁克爾·伯倫的邏輯，這種認為一本書足以摧毀孩子“三觀”的主張，其實把一本書的作用脫離開了孩子的整體閱讀體驗，把閱讀體驗脫離開了孩子的家庭環境，把家庭環境脫離開了社會文化。個人“三觀”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化過程，在塑造“三觀”的過程中，很多因素都時時刻刻在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包括：家庭背景、社會文化、個人經歷和教育、哲學思想等等。

怎樣才是合理保護孩子？

在《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么沒有煉成的？》這本書中，美國心理學家格雷格·盧金諾夫（Greg Lukianoff）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批判了現代美國大學文化，特別是“溺愛”或過度保護學生和回避有爭議的問題的趨勢。而這種現象絕非僅僅是大學生特有，這種保護主義至上的養育方式，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就早已開始了。

兩位作者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是由三個錯誤的假設造成的：

假設一：學生是脆弱的，他們的情感健康非常重要；

假設二：世界是極其危險和有害的；

假設三：我們應該讓孩子避免任何思想上的爭議、挑戰或困難。

那些主張禁看《水滸》的成年人，對這三個假設是否似曾相識？

兩位作者在書中有力地論證了這種過度保護的弊端——它直接導致言論和知識多樣性的匱乏，讓孩子與真實世界缺乏鏈接，減少了接觸新思想和新觀點機會，導致青少年抗壓能力和應對技能下降，增加了焦慮和抑郁的比例。

而限制閱讀的初衷，恰好完美地體現了這種保護主義至上的原則。就像每個成年人一樣，青少年應該有權利閱讀，甚至應該自己決定所讀的內容，即使書中所表達的思想和觀點可能存在爭議。與其限制閱讀，不如展開建設性的對話和辯論。

一百單八將算是好人嗎？沒有完美好人的小說算是好小說嗎？他們的結局還有其他可能性嗎？《水滸》和金庸小說哪個更好看？

作為家長，我會讓自己的監管范圍僅限于設置底線。童年時我對《聊齋》里畫皮的恐懼，至今仍記憶猶新。但讓人寬心的是，這種恐懼很多時候是一過性的。一方面家長可以對這些內容做適當篩選，但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尋找恰當的時機，在跟孩子的對話中曝光這些陰暗角落。有些話題我們注定無法逃避，有些恐懼我們每個人都要學著去面對。一個幸運的孩子不是永遠生活在彩色泡泡中的孩子，而是在面對恐懼的時候，有守望相助的成年人在身旁的孩子。

《水滸》有毒？

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水滸》毒不毒，每個人有自己的解讀。

《水滸》常被詬病的兩大原罪不外乎丑化女性加之充斥暴力。但若把這兩項罪狀作為量尺，中國的古典作品，哪個還能有勝算？指望一個文學作品完全無害，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小紅帽》充滿暴力場面和性暗示，《海的女兒》鼓吹不平等的愛情觀，《愛麗絲夢游仙境》的故事荒誕、思想頹廢。看書不是拔毒。一本書為何值得一看？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

我無意探討《水滸》的文學價值。古有金圣嘆，現有畢飛宇，都對《水滸》的文學價值作出了極高的評價。畢飛宇對于林沖夜奔做了如下分析：“在美學上，說空話有一個專業的名詞，叫‘席勒化’，把思想性落實到藝術性上，也有一個專業名詞，叫‘莎士比亞化’，聯系到林沖這個人物來說，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滿腔熱誠地‘安排’林沖‘走’上梁山，我們說，這就叫‘席勒化’。相反，由白虎堂、野豬林、牢城營、草料場、雪、風、石頭、逃亡的失敗再到柴進指路，林沖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說的內部邏輯、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這才叫‘莎士比亞化’。在‘莎士比亞化’的進程當中，作家有時候都說不上話。但寫作就是這樣，作家的能力越小，他的權力就越大，反過來，他的能力越強，他的權力就越小。”

這是一段多么精辟入里的描述。畢飛宇不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美學理論工具，引導我們來品味施耐庵的寫作才華，他更細致入微地分析出了“暗中之明，明中之暗……草蛇灰線，馬跡蛛絲”的寫作手法。

對于中小學生而言，他們或許無法體會《水滸》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難以評估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的歷史價值，然而這種隱于不言、細入無間的文本語言、人物刻畫和情節推進，一旦讀懂，帶給他們的體驗無異于文學感官上的覺醒。

《水滸》講的一定不是英雄的故事，甚至不一定是好人的故事。在這里，有朝廷，廟堂，江湖，階級，家庭；有私利，算計，背叛，懦弱，詭計，人情，道義。就像浙江省教育廳人士指出的，這其中，有“廟堂失序與江湖理想”“個體失路的偶然與必然”“快意恩仇與暴力濫殺”——這里每一個命題，都可以打開一個廣闊的討論空間。

我們不會讓孩子吃不健康的食物，自然而然，我們也不想讓孩子接觸“不健康”的觀點、書籍、藝術作品。然而我們忽略了一點，不健康的食物的確會對身體造成傷害，而“不健康”的書籍可能會培養出更強健的頭腦。

在《嬌慣的心靈》書中，兩位作者說了這樣一段話，我深以為然：

我不希望看到你在思想上總是安全無虞。

我不希望你在情緒上總是安全無虞。

我只希望你變強大。

這兩者大不相同。

我不會為你在叢林里鋪平道路。你需要穿上靴子，趟平困境。

我不會把健身房里面的啞鈴都拿走，那才是健身房存在的意義。

人生，就是健身房。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作者系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教育學博士、K12教學體系研發者

發于2023.2.20總第108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論《水滸》和“三觀”

作者：趙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