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二被抓了。整個工地都知道，他謊報年齡，辦的假證。

(相關資料圖)

這個老家重慶的男人真實年齡是64歲，為能順利上工，他的出生年份被改為1965年，58歲，離一線建筑工人的年齡上限還差兩歲。

假證被收后，樊二在工地宿舍外等著被人接進去。另一邊，下了工的工人們陸續刷臉進入宿舍。本文圖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鞏漢語鄒佳雯 攝

2019年起，全國多地發布建筑業“清退令”，60周歲以上男性、50周歲以上女性以及18周歲以下人士禁止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現實中，更大范圍的用工門檻往往比60歲還低，年齡成為農民工求職的隱形禁錮。

一些忙于生計的“超齡打工人”轉向零工市場。“人多，活少。”2023年春天，上海郊區一處零工聚集地，53歲的老王在這個十字路口連續站了1個多月，沒攬到一份活。

不再年輕的女人仍希望謀一份長期工。她們奔波于郊區密布的勞務所，口齒伶俐的大姐戴著十幾塊錢買的“金銀首飾”，臉上打上厚厚的腮紅，為找工作增加籌碼，“因為這樣看著年輕些”。

超齡

剛到工地不出半月，樊二就成了“話題人物”。

2月中旬一大早，相關部門來工地宿舍摸排新增工人，他戰戰兢兢，低著頭，眼神卻不住往兩邊瞟。這狀態，很難不讓人心生懷疑。

樊二硬著頭皮拿出“身份證”，這張證件上的他1965年出生，58歲，離招工要求的上限還差2歲。多次比對后樊二還是露餡了，于是他被帶走了。

64歲的樊二辦假證“減齡”，在工地不出半月被查出。

樊二的真實年齡是64歲，超齡5年，按理說不應該出現在工地上。

工地距上海市中心80公里，這里的馬路上，集卡車一輛接著一輛，抬眼望去，四處是高聳的塔吊，半蓋好的房子一片連著一片。每年農歷正月十五一過，天南海北的工人便向此處匯聚，助力著一片“新城”冉冉升起。

這些“宏大的意義”，樊二不知道，也不關心，他更在乎200元一天的收入，還有就是，食堂13元一份的飯菜有點“太貴了”。

樊二說，因為用假證，他在派出所待了兩天，又被拘留所關了一天。走的時候，警察扣了他五百塊錢，說只要招出辦假證的人，錢就還他。樊二不打算供出別人，給他假證的“老板”幫過他，五百塊索性就不要了。即使當下的自己，掏遍全身也湊不齊二百元。

從拘留所出來后，樊二無處可去，便一直耗在宿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見到樊二這天，一位工地負責人正巧來到宿舍門口，當著他的面，給招他來的“老板”打電話，商量下一步安排。

“趕緊想辦法把他送回去。”穿著黑皮靴、挺著啤酒肚的中年男子語氣頗不客氣，“一直在這兒，（他沒錢）飯都吃不飽，出事情怎么辦？”

“再被查到，扣個一兩萬，這錢你出不出？”男子問道，電話另一端不知說了些什么。中年男子結束了這段對話。

個子不足一米六的樊二始終低著頭，沒說什么。在其后來的描述中，父母早逝，自己沒上過學也不識字，沒有娶妻生子，原本在老家種著不多的莊稼，住土坯房，40多歲時經人介紹開始外出打工，北京、安徽、廣東……多是在工地干雜活，到年底拿薪水。

上海是個大城市，工地項目也大，樊二本想今年多賺點，未料卡在了“清退令”。

2019年起，全國多地對“建筑施工現場‘高空、高危、高風險、重體力’一線作業”從業者年齡作出限制。在上海，18周歲以下、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被禁止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2021年5月，上海市建設工程安全質量監督總站重申了建筑工地用工年齡要求，并指出，近期本市建筑工地連續發生多起人員疑似猝死事件，其中多數年齡均超過60周歲。

與之對應的現實是，農民工群體年齡持續上升。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相關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251萬人，平均年齡41.7歲，比2018年提高1.5歲。從年齡結構看，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從2014年的17.1%上升到2021年的27.3%，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從2014年的56.5%下降到2021年的48.2%。

一位建筑工地的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工地當然更需要年輕人，但年輕人卻不愿干工地。“泥瓦匠之類的技術工，普遍年齡都超過四五十歲，幾年后超齡了，年輕人又不接，這些技術活還讓誰來干？”業內人士表示，60歲以上的農民工也并未消失，但數量不多，基本集中在私人企業，“因為沒法給60歲以上的工人買保險，萬一在工地上出了事，理賠很麻煩。”

禁錮

爭議之下，有省份逐步作出調整。2022年，安徽、四川等地下發通知，對建筑行業清退超齡農民工要避免“一刀切”。同年11月，人社部、國家發改委等五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支持農民工就業創業的實施意見》。意見明確，做好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尊重大齡農民工就業需求和企業用工需要，指導企業根據農民工身體狀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強化安全生產管理，定期開展職業健康體檢，不得以年齡為由“一刀切”清退。

但在更大范圍的招工市場，年齡仍是一種看不見的禁錮，限制著每一位大齡打工者。

“年輕人都招不完，（工廠）還要我們干什么？”在距樊二一百多公里的上海嘉定，兩位大姐講述著當前的招工市場“人多活少”的事實。

四處跑勞務所找工作的吳霞。

這些天，47歲的吳霞和51歲的王蕓一直忙著找工作，每天騎著電動車四處跑，往往一上午輾轉四五家勞務所，了解對年齡、技能、學歷的要求，權衡酬勞，指望自己能進一家穩定的工廠，行不通的話，能做上保潔、洗碗工、傳菜員等長工也是好的。

這天中午，二人把電瓶車停在嘉安公路一家勞務介紹所門口，還沒進門前，下意識地先刷了刷手機里招聘群的新消息。

“我女兒昨天看到一個，酒店里，保底三千五，打掃一個客房7塊錢，一天掃12個客房的話能有……五千多塊一個月。”吳霞邊刷手機邊說。

“你問問位子還在不，在的話我去。”王蕓抬起頭，眼前一亮。

“當保潔你行嗎？”吳霞問。

“為啥不行？”

“他要看你做沒做過（保潔）。”

沒有保潔經驗的王蕓自覺希望不大，眼里的光暗了下去，沉默著繼續看招聘群。十幾分鐘前，她在招聘群看到一份適合自己的洗碗工作，立馬告訴私信中介要過來簽，不想等她跨上電瓶車抵達時，工作機會已經被人“搶走”。

王蕓在勞務介紹所前，持續刷著招聘信息。

王蕓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勞務所幫找的工作，單次介紹費普遍要達到200元，且工作機會多是35歲以下的，40歲的也零星有些，超過40歲的，基本就很難有合適的工作崗位。

另一邊，吳霞胸前掛著小金鏈子，腳踩增高鞋，紋了眉毛，再微微擦些腮紅，看著比王蕓多些精神頭，不太像自己的真實年齡。

吳霞告訴記者，自己來自安徽合肥，在上海待了十幾年，輾轉浦東、松江等地的電子廠做過女工，去年就職的工廠只招了3個工人，因為效益不好，到年底裁了2個，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她最想去工廠，但覺得沒機會，“前幾天一家做汽車墊的工廠，要十個人，你知道去了多少人？”吳霞笑笑，“200多個。”

“所以說，我們這個歲數，這個環境，不能自不量力啊。”這句話她也說給王蕓聽過。

眼下，吳霞剛剛丟了份飯店的工作。

按照她的計劃，3月底回安徽看眼睛的毛病，然后再去太倉看看懷孕的兒媳婦。吳霞深知飯店的工作不容易找，也沒想那么快辭職。不料這事兒被餐館的其他人聽去告訴了老板，她的崗位馬上被別人頂了。

“沒辦法，現在市場上競爭比較激烈。我也不想干等著，好手好腳的，為什么要閑下來？”吳霞說。

零工

更多忙于生計又到了年紀的人把希冀寄托在零工市場。

清晨六點，天蒙蒙亮，位于上海郊區的勝辛路嘉安公路率先打破沉寂。騎著電動車的人從四面八方涌來，在十字路口的馬路邊上排出百米長列。他們長期“盤踞”在此，自發形成一處零工市場。

在勝辛路一側的零工市場等待的男人們。

在這里，電瓶車就是零工的“工位”，早六晚六，一坐一天，等待被“招工的老板”現場挑選。

老楊今年61歲，住在離此處五六公里外的一處農房，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騎電動車出發，六點多到達，不算早，但尚能選擇一處好點的位置。勝辛路接近南北走向，車輛往往從勝辛路北直行或從東西走向的嘉安公路轉彎而來，因此越靠近路口的位置便越早被招工的車輛看到。

“誰最先被老板看到，往往就選誰。”老楊說，每天會有一百多號人在此等一份日結的工作，大家像電視里碼頭上等活的腳夫——他們就是這個城市的腳夫，搬家、裝卸水泥黃沙、運垃圾等，長期工們不愿干的臟活、累活，這些零工、日結工上趕著要。

嘉定的一處零工市場，民工們每天在此等活干。

一天工資在二百到四百之間不等，往年光景好的時候，他們一個月能收入四五千元。

不過，老楊已經五六天沒見過招工老板了。中午時分，一輛黑色面包車緩緩在路口停下，等在路邊的人們停止交談齊齊張望，可惜的是，車上的人搖下車窗，與其中一人簡單寒暄后就離開了——“不是招工的”，人們收回目光，轉身回到“工位”上。

“這幾天都沒有人來（招工）。”他們當中的好幾位，過去一個月只掙到一兩千元。

“你看這個。”老楊把手機遞過來，屏幕上有指紋的灰印。他在一個兩百余人的招工群里，但始終在“潛水”。“18-35歲”“大專學歷”“有叉車證”……對老楊來說，這些要求過于苛刻，“現在招工的條條框框太多，沒啥機會。”

老楊來自河南信陽，他沒有文憑，也沒技能，在上海打了二十幾年工，進過廠，也干過工地。如今只能干干零工，工錢一天一結。

與老楊并列坐著的，還有另外10多位歲數比他略小的務工者，也都在五十歲左右。中午一過，陸陸續續又來了些人。

老王今年53歲，正月初十從河南老家到上海。“今年我只被之前認識的老板喊去干了幾天活。”老王不愿意說自己今年掙了多少。他只告訴記者，自己在這個路口站了一個多月，一次都沒被選中過。

等待被“選中”的背后，是肩上實實在在的壓力。老王帶著一家三口在附近小區居住，老婆一個月掙三四千，兒子工資不高、等著結婚，房租還在連年漲。

“去年兩千一個月，今年兩千二。”老王表情嚴肅，覺得自己在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前幾天早上，曾有老板來這個轉角挑人，大家都舉了手，老板挑走了個子最大的那幾個，老王不在其中。

歸宿

樊二決定回重慶老家。工地另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不只樊二，工地里還有一位姓謝的，也被查出因超齡使用假身份證，這些天也要清退了。

回家對樊二來說并不輕松。他沒上過學，不會買票，不知道怎么從工地到火車站，也不曉得如何坐火車。最要緊的是，錢不夠了。當初來上海的時候，他同幾個老鄉一塊坐的大巴車，單人票價五百，路程遙遙好幾千公里，從鎮上一直開到工地。如今，他變成一個人回去，內心有些害怕。

隔壁宿舍的老劉是他的希望。工資要等工程結束的年底才發，樊二打算先向老劉借點錢，老劉是他的帶班，相當于半個領導，也是老鄉，想必會幫忙。可能去火車站也要老劉借車送他，再幫他買票，直到坐上火車。

閑暇時，零工們在路口旁的一個簡陋帳篷里自娛自樂。

在樊二的宿舍，一間逼仄的板房內住著七八個人，一天沒吃飯的他蔫蔫地躺在床上，厚重的被子擋住頭部，床尾掛著幾件從老家帶來的冬衣。床的里側“藏”著一袋雪餅，是前一天在工地小賣鋪買的，十三塊一斤，樊二覺得很貴，但還是買了一斤，打算坐火車時吃。枕頭下放著一個小本子，記錄他在工地干活的日子，樊二不太認字，所以是老劉代寫：

“2023上海”

“2.9日1天 加班4小時”

“11日 下午5小時 加班8.5小時 打灰”

“13日 一天 加班7.5小時 水”……

樊二應該不會再出來干活了，這次，他堅信自己超齡了。老家還有一畝地和父親留下的六七間土坯房，回去后，他打算先育一些紅薯苗，二十多天后苗苗長成再種地里，等到了秋天，收獲紅薯后再種上稻米，其他時節再種點玉米等。這樣的日子，他曾過了四十多年，如今又回到從前了。

3月的上海已有些許燥熱，路旁的綠化樹正努力生發著新芽，只是芽尖細小稀疏，不足以為樹下的人產生任何遮擋。

零工市場的人們還要在路口站多久呢？現場的人給不出明確答案。

他們大都來自小城小鎮，在大城市打拼數載。人生轉眼進入下半場，覺得只要自己還有力氣，就會一直打拼下去。

綠燈亮起，騎著電動車的女人快速穿過路口，滿懷希望地朝下一處勞務所駛去。

（樊二、吳霞、王蕓、老楊、老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