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公立醫院的床位，新故事在續寫。

半月前，八點健聞梳理各公立醫院最新預算發現，全國至少已有10家公立醫院的近三年收入預算超過100億，成為“百億醫院”。

(資料圖)

當進一步對比各醫院收入預算與床位數時，可以發現，“百億醫院”里是一張張“百萬床位”。

不僅全國前10，全國2023收入預算排名前20的三甲醫院里，每家醫院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也都超過了100萬/年，家家擁有的都是名副其實的“百萬床位”。

△2023年，收入預算排名前20三甲醫院的床均收入 制圖/表：張雨簫，下同

在全國收入預算前20名的醫院數據中也能看到，床位多與床均收入高，并不成正相關。

比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下稱“上海瑞金醫院”），其官網顯示核定床位數為2139張，但床均業務收入預算達到523萬元，穩居榜首，幾乎代表了國內公立醫院的最高水平。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下稱“鄭大一附院”），12500張床位的床均收入僅為174萬元，遠低于上海瑞金醫院、北京協和醫院，甚至在收入預算TOP20醫院內排名倒數。

多位三甲醫院總會計師向八點健聞表示，雖床均收入（也稱“單床收入”）平時并不怎么計算，但床均收入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醫院的運營效率，包含卻不局限于床位周轉率、處理疑難雜癥能力、門診與住院收入占比的情況，以及不同科室的重視程度。

換句話說，床均業務收入，是衡量一家醫院運行效率、技術水平、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數據也印證了“公立醫院床位”背后，醫院追求方向的演變。

對我國公立醫院而言，床位一度是增長最快的醫療資源之一。2003年后，醫院擴張潮掀起，公立醫院們迅速“跑馬圈地”、增加床位，“把醫院做大”的目標非常明確。即使國家控制公立醫院大規模擴張的呼聲從未停歇，但“一床難求”的背景下，難以壓制公立醫院繼續擴張的動力。

在此背景下，當兩年前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宣布砍掉1000張床位時，業內不解。與此同時，醫保、國考也逐步發揮更多作用，也開始預示著靠比拼床位數量、以床位論英雄的時代已去。

但在醫院內部，一張床位背后仍然意味著更多的資源，科主任為了能爭取多要一張床位，磨破嘴皮子。上海一三甲醫院總會計師稱，雖然一邊臨床醫生苦床位周轉率久矣，但另一邊科室仍在互相爭搶床位。

隨著“先做大，后做強”發展的神話被證破滅后，全院“一張床”的討論聲四起，砍床位，調結構，看結余，重拾醫院定位，已是“百億俱樂部”成員追求的新故事。

500萬、400萬、200萬……上海的醫院床均收入突出

一個人該如何想象自己住院時的場景？

紀錄片《人間世》曾在許多不同的病房里取景。房間里有滴滴作響的儀器，透明的藥物在塑料軟管里安靜地流動。患者躺在多功能護理床上，床墊上升，抬起他們半個身子。有的時候，日光燈襯得病人們的臉色越發蒼白，而有的時候，陽光從落地窗灑進病房里，穿過淡黃色的窗簾，將整個病房照得溫暖、通透。

在病房里，年幼的人看到的是衰老、疾病，聞到的是刺鼻的消毒水味。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經濟壓力的重擔轉移，不再年幼的人們重新進入病房。他們開始思考：我躺在這里的每一天，要花掉多少積蓄？

社交媒體上風靡一時的《銀發川柳》里，一位日本老人曾寫道：“存錢一輩子/真正用錢時/已在病床上。”

在中國，一家醫院、一年、一張床的平均業務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八點健聞統計的2023收入預算前20的大醫院中，每家醫院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均超過了100萬，是名副其實的“百萬床位”。（注：由于公立醫院披露的預算數據中，在“事業收入”板塊中沒有細分門急診、藥物、住院等收入，故本次統計出的“床均業務收入”不等于“單床位收入”，且比實際情況較高。）

△2023年中國公立醫院預算收入前20名與床位數

一般來說，我國一家縣醫院的床均業務收入是30萬～50萬，地市級醫院大概在60萬～80萬左右；中心城市的三級醫院為150萬~200萬，這些醫院普遍“國考”排名前100以內。

醫院運營管理資深專家由寶劍告訴八點健聞，“較高級別的醫院多是靠手術收的錢，而縣級醫院大部分是靠躺在床上打點滴收的錢。”

在收入預算前20的公立醫院中，床均業務收入預算平均值為281.14萬，中位數為260.81萬，床均業務收入預算最高與最低的醫院，相差了3.7倍。其中，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下稱“華山醫院”）以405.83萬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位列第三，僅次于北京協和醫院的408.5萬。而上海瑞金醫院床均業務收入預算高達523.48萬，穩居榜首。

資深業內人士向八點健聞表示，統計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與實際相比略大，但瑞金醫院床均業務收入高確是事實。

“上海三甲醫院的特點是自費病人多。門診人次來看，基本上本地人和外地人對半開。住院病人則更明顯，本地人僅占三分之一左右。”上述業內人士進一步解釋，病人來上海看病，許多都是無法在當地解決的疑難雜癥，因此治療要求、用藥都是比其他病人更高的，手術也更復雜。

一位醫院政策研究專家向八點健聞表示，上海瑞金醫院作為綜合型醫院，523.48萬元的床均業務收入，是非常高的。他說，即使按粗糙算法，在預算上砍掉一半，假設決算的床均業務收入是250多萬，也相當于每床/每天的收入接近1萬。

“假設按照平均住院為7天，出院患者次均費用也在6~7萬。”

除了上海瑞金醫院之外，上海的華山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等，床均業務收入也非常可觀。如果將收入預算20強醫院們打亂，按照床均業務收入重新排名，會發現位于上海的醫院們，大多名列前茅，在前10中霸居4席。

醫改專家、中華醫學會醫院管理專業委員會會員徐毓才認為，醫療服務價格在地域上影響了床均事業收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民收入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因此醫療服務價格標準相對其他省市來說較高，從而導致床均業務收入高。

上述資深人士也表示，上海輻射長三角地區，經濟相對發達，患者更愿意在醫療支出上投入更多資源，也推動了上海醫院的經濟產出。

另一特點鮮明的是北京協和醫院（下稱“協和醫院”）。

協和醫院作為“國考”狀元，收入預算未過百億，卻有著408.5萬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位列第二。內蒙古人民醫院總會計師劉宏偉說，相較于偏遠地區，北京的醫院門診收入多；但即使砍掉一半，協和醫院200萬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仍然是筆不小的數目，符合其“國家級醫院”的地位。

另一個原因是協和醫院里，代表醫院治療疾病的技術難度、收治疑難重癥的綜合能力的CMI值高。（CMI值：指病例組合指數，是國際公認的代表醫院治療疾病的技術難度以及收治疑難重癥的綜合能力。）

多年來，在患者眼中，“疑難雜癥去協和”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總會計師表示，其所在醫院，CMI值應該“不到1.3”，但協和醫院“是很高的”。

資料顯示，早在2015年，協和醫院的CMI值就已達到1.21。而在2017年，協和醫院心外科的CMI值高達4.11，不僅為全院最高值，也居北京市首位。“心血管科往往不住院時收入很低，一住院收入就很高。”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賀濱道出高CMI值和單床收入的關系。

相較之下，鄭大一附院在《2021年度河南省三級醫院基于DRG績效分析報告》中的CMI值為0.89，低于河南省二級公立醫院CMI值中位數0.98。而在統計中，其2023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僅為174萬，雖然比基層公立醫院高出許多，但仍然為收入預算20強醫院中的倒數第二，“百億醫院”中倒數第一。

鄭大一附院以219億的巨量收入、巨大規模、和12500張的超多床位為特色。“宇宙最大醫院”是它的別稱；服務河南省的一億人口是它的能力。但這些“量”大，此時卻與其接近墊底的床均業務收入預算形成鮮明對比。

賀濱指出，影響鄭大一附院床均事業收入的因素有很多。“管理水平可能存在問題，畢竟機構規模大，長期粗放式管理的轉型難度可能比較高。”此外，2021年底全面接管河南省省立醫院，也會在一兩年之內讓管理方面出現一些磨合問題，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單看2021年的決算收入數據，以其接管河南省省立醫院之前的8500張床位數來算，鄭大一附院的床均業務收入約為219萬，處于收入預算前20醫院的中下游水平，并非如今的倒數。

這或許也在印證，醫院規模越大，吸收的病人越多，要想在這個高質量的時代背景下管理得好就越難。

“對任何一個級別醫院來說，規模都一定要適度。達到盈虧平衡，這才是最重要的。”由寶劍說。

多重因素下，被拉扯的單床收入

想要提升單床收入，并非易事。

而且，僅僅從單床收入的高低這一指標，就判斷醫院到底強不強也略有武斷，畢竟影響單床收入的因素很多。

從費用角度考慮，計算出的次均費用、結余才能算整個資產的運行效率。

“門診住院比例、專科特色、病種結構、平均住院日時長，各地物價水平等，用DRG、CMI值進行矯正后，才是單純的管理效率問題。”針對單床收入是否能代表一家醫院的運營效率問題，一位醫院政策研究專家解釋道。

單床收入高，與CMI值也并不能百分之百掛鉤。

“單床床位收入高，也許是接收的病人 CMI 值高，多為疑難雜癥患者，醫保付費多；也許由于病床周轉率快，雖然 CMI 值低，但病人兩三天便出院，接診的患者人數多，單床收入也高。所以，醫療收入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個是單價，一個是數量。”劉宏偉表示，但反過來，CMI 值不高，病床周轉率也不快，單床收入很大程度上不會很高。

除此之外，還要看門診與住院的比例。

“醫院的門診患者數和住院患者數比例越大時，表明醫院對患者的吸引能力越強。”劉宏偉進一步解釋，這里面涉及到醫院和患者的博弈能力，患者想住院，但由于就醫患者多床位少，住不進去，大多數只能在門診就醫。像北京的知名三甲醫院，門診收入較多，比如某年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門診收入大約占到醫療收入的55%，同年的內蒙古自治區人民醫院，門診收入僅占醫療收入的30%。

“偏遠地區醫院收不到病人，醫院和患者的博弈能力低，一般情況下住院報銷比例高于門診，所以患者都要住院，也就增加了住院患者人數和住院收入。”

多位醫院總會計師向八點健聞表示，北京、上海這些地區的醫院收入預算與實際收入可能有5%的差額，“像協和、瑞金這些醫院大多不是當地醫保病人，拿著現金然后異地結算，最后他的確認的收入和醫保確認的收入基本上接近。”

某三甲醫院績效管理部門相關人士表示，2020年協和醫院“國考”排名下滑到第3名，主要因為疫情影響，接收疑難雜癥患者數量減少，導致“國考”扣分。

“雖然單床收入不直接納入考核，但仍是多種指標考核捆綁下的產物。”上述績效管理部門人士稱，國家衛健委會讓醫院提供一些數據，比如醫院呼吸機配備數量、重癥醫師數量，ECMO配備數量，也包括病床數量。

“醫院會整體算出床均收入，再刨除藥耗等收入，看床位在不同科室的收入有多少，或者床位在不同科室不同大夫管轄的診療組上，是否有更優的產出。”該相關人士稱。

所以，單純的床位數量，床位產出多少，已不是唯一比拼標準，更多的是看收入結構如何、CMI值多少、DRG影響下醫院如何與當地醫保局進行磨合并獲得支持補償；以及CMI值較高的科室布局。

從這一維度來看，鄭大一附院還是難逃“焦慮”。

如前文所述，鄭大一附院的CMI值僅為0.89；甚至遠低于安陽市人民醫院和周口市中心醫院。但鄭大一附院在其他市級醫院“搶人”、全面接管河南省立醫院，也看重了河南阜外醫院心外科、河南省立甲狀腺外科等CMI較高科室的人才。

積弊久矣，作為河南這個醫療資源相對并不充足的區域醫療龍頭，顯然鄭大一附院也開始謀劃新的故事。

中國人“愛住院”，成床位增速推手？

床位之爭，無論是歷史因素，還是特殊地域原因，表面來看，“愛住院”的中國人可能是推手。

梳理《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可見，公立醫院院均床位數與全國百人住院人次高度正相關。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國的住院率出現了快速的增長——2012年，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的住院率分別是14%和7%，到了2021年，迅速上升到了17.7%和15.2%。

要知道，少有國家和地區的住院率超過12%。

為何中國人如此“愛住院”？

一方面，之前個人賬戶負責門診，醫保統籌資金負責住院，則會有患者為了報銷而選擇住院，甚至醫院誘導住院，或“假住院”的現象；另一方面，急性期后的醫療服務發展欠缺，再入院率和再急診率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從而推高了住院率。

在近幾年，確有醫院用“3000張床超過5000張床”，用不足別人三分之一床位干出來別人幾倍收入。在這些醫院，醫療效率的影響被無限拉長。

時代在變，醫保控費、個賬改革下，“百億醫院”需要開始講新故事。

但在新故事的腳本中，未來床位是否會過剩？

除了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宣布砍掉1000張床位，在疫情后大規模的新基建下，ICU一張床位收入百萬，但醫院卻空有設備、無醫護和病人。

“借助縣醫共體和緊密型醫療集團的成立，發展疾病預防并實現90%的患者在區域內治療。”北京惠宏艾德醫院管理集團首席專家傅天明教授表示。“因此未來從縣域至大型城市就醫患者人數勢必減少，再加上日間手術、日間放化療的開展，醫院床位的周轉率也會提高。”

例如，1500床的醫院，平均住院日數從8天降至6天，就代表每月將多出11,250床日，也就是每月需要增1875位住院患者。“因此，目前醫院對床位的擴充，應該審慎思考。”傅天明補充道。

以此來看，未來床位或過剩，砍床位可能會是一個未來趨勢。

根據OECD統計數據，2005年~2015年，當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經濟體在不斷減少床位數的時候，中國、韓國、印度卻在不斷增加。

“百億醫院”紛紛一面努力調結構，提升醫療服務收入，一面降低藥耗收入，推行檢查檢驗結果互認，擺脫醫院作為“醫療大賣場”的稱號。

總的來說，目前中國床位總數足夠，但區域分布不均，科室之間分配情況不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床位閑置。北京、上海知名醫院，在維持2000多張床位運轉情況下，除了提升效率，合理運用社會辦醫床位資源，也是一種選擇。

一位曾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問診過的患者向八點健聞表示，做手術時并不在本院做手術，而是選擇北京市豐臺區的一家醫院手術住院。同樣的，近日處于輿論中心的北京長峰醫院，也一度是住院住處，這也是偏遠地區，門診的收入占比小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個賬改革后，門診也可以報銷，從需求端，被打上“愛住院”標簽的中國人，還會選擇住院嗎？

如今，因疫情而耽擱的醫院基建項目，依舊重啟，有的醫院則在向拿到“百億醫院”的會員資格沖刺，但還有一些頂級醫院，開始傳遞新故事。或許多年過去后，醫院在床位基建上會有一次“慢剎車”。

羅春昊、張雨簫、唐卓雅丨撰稿

張雨簫丨制圖

唐卓雅丨數據收集

李 琳丨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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