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工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在近二十年我國的高速發展中扮演者舉足輕重的作用。據世界鋼鐵協會統計，我國是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且我國90%的粗鋼通過高爐生產，而鐵礦石作為高爐煉鋼最主要的原材料，其供應的穩定性將極大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建設，因此研究其行業屬性及定價機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鐵礦石。

一、鐵礦石的行業屬性

【資料圖】

首先，鐵礦石開采行業最典型的特征是資本高度集中，投資規模非常大，且投資周期比較長。礦石的單體重量大且礦山的開采量巨大，因此鐵礦石的物流儲運顯得尤為重要，最常見的運輸方式是鐵路運輸和海運。新進入行業者不僅要尋找可開采的礦脈并取得開采權，還需要配套建設公路、鐵路線、電力、供水以及運輸港口等。由此可見，鐵礦石開采業的準入門檻非常高。

其次，鐵礦石對經濟增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此宏觀經濟形勢對鐵礦石的價格影響非常大。鐵礦石幾乎98%的需求都來自于煉鋼，而大多數鋼制品都非常經久耐用，一旦投入使用，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有更換的需求。鋼材的主要用途是建筑業和制造業，如果房地產開發商們不再進行新樓盤的建造，制造業老板們不再進行廠房的擴張，國家政府不再進行道路、鐵路的修建，沒有投資意味著沒有增長，沒有增長意味著市場對于鐵礦的需求將會直線下滑。由此可見，經濟增速會直接影響鐵礦石的需求。而礦業的前期投資非常巨大，投資周期較長，投資開發新的礦山需要慎重考慮后期的需求問題，所以礦石短期的供應往往是相對剛性的。綜合來看，極高的固定成本加上對經濟增速的極度敏感，往往伴隨著極強的周期屬性，高而固定的成本結構則帶來了明顯的杠桿效應。經濟繁榮時，市場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帶來超額利潤。由于高昂固定成本的存在，增加或者減少銷量實際上對總成本的影響不大，因此經濟蕭條導致市場供大于求時，價格大幅下跌，規模性大企業不僅不會減產，反而可能利用自身的規模優勢通過產量的提升來分攤固定成本的支出，提升原有的市場份額，從而加劇市場的供應過剩程度導致價格出現崩盤式下跌，給小型礦業公司帶來巨額的虧損，從而加速市場出清。

十八世紀歐洲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的大幅發展帶動了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在1860-1920年間，美國城市化快速發展；一戰之后，西歐主要國家也相繼完成城市化；1920-1955年，日本用了35年的時間將城市化進程從18%提高到58%。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拉美國家的工業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的興起，又再一次帶動了拉美地區城市化的進程。歐洲城市化從40%上升到60%用了50年，而拉美僅僅用了25年。城市化對各類礦物的消耗是巨大的，這也是近一個世紀礦業大繁榮的主要原因。由于鐵礦具有資本高度集中和對經濟增長高度敏感性的行業屬性，所以礦山開采向來都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投資，從事礦業的人都是賭徒。在這近一個世紀的礦業大繁榮中，催生了無數家礦業巨獸，比如當前我們熟知的三大礦山，但更多的是紅極一時卻最后黯然離場。比如加拿大加鋁公司在2005年一度在全球材料公司的市值排名前十，但僅僅過了兩年就被力拓以380億美金的價格收購，成為了力拓的鋁分部。這也告誡著我們，從事礦業投資可以迅速將一個默默無聞的公司變成龐然大物，也可以在極短的時間里讓一個龐然大物銷聲匿跡。其核心一點就是上述特性所帶來的高杠桿屬性加上對需求的極度敏感，其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價格的劇烈波動。

一、鐵礦石的定價機制

1.長協定價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工業還未大規模發展之前，礦山大多由鋼廠直接投資興辦，當時的銷售地主要是美國和西歐。隨著美國和西歐城市化的逐漸完善，投資礦山所承擔的風險越來越大。而日本作為一個礦物資源貧乏的國家，在當時 “逆勢”加倉，積極投資開發海外鐵礦石資源，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公司就是日本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三井物產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參與了多項海外礦場資源的投資，2003年更是收購了淡水河谷母公司15%的股權，加上與必和必拓以及力拓的合作，三井物產對鐵礦石的控股產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日本出資開發礦山，然后再由澳大利亞、巴西出口到日本，這極大的保障了日本在城市化期間對鐵礦石需求的穩定供應。而隨著日本工業化以及全球化貿易的快速發展，依托于海運的鐵礦石貿易也日漸成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交易模式，即年度長協定價。

長協定價從1980年(1981財年)開始，主要規則為：鐵礦石供需雙方長期協議“定量不定價”，價格一年一談，確定首發價后，其他的礦山公司以及鋼廠進行確定跟隨。在長協合同中確定好供貨數量以及采購數量后，期限一般都在五年以上，有的甚至長達二十~三十年。之后一般在每年的四季度，由主流鐵礦石供應商以及主要的鋼廠進行對下一財年鐵礦石價格的談判。只要鐵礦的需求方的任一一方與供應方的任意一方價格達成一致則談判結束，國際鐵礦石供需雙方均接受此價格為新一財年的價格，即“首發-跟風”模式。且計價基準為離岸價，同一品質的鐵礦石各地漲幅一致，同一類型各品質鐵礦石漲幅一致，即“離岸價，同漲幅”。供應方主要由三大礦山組成，代表澳洲的必和必拓(后用BHP表示)和力拓(后用RIO表示)，代表巴西的淡水河谷(后用VALE表示)。而需求方主要由代表亞洲市場的日本新日鐵和韓國的浦項鋼鐵，而代表歐洲市場的，主要是德國的阿賽洛。從談判雙方的數量可以看出，當時的供需博弈力量相對均衡，且雙方利益都能得到較好的平衡。買方可以保證穩定的原料用于生產，這對工業的連續性十分重要。而賣方也能通過穩定的需求較好的控制風險并且掌握市場的份額。

1.長協定價機制的解體

在二十多年的長協定價中，鐵礦石的價格表現的都較為平穩，且供需雙方還彼此交叉持股，但進入21世紀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蓬勃發展，掀起了新一輪的工業化發展，鐵礦石的供需格局也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02年我國的粗鋼產量約1.8億噸，全球的粗鋼產量還不到8.5億噸。而到了2020年我國粗鋼產量則已經突破了10億噸大關(圖一)。

圖一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鋼鐵產能的急劇擴張使得鐵礦石的產量遠遠無法滿足當期需求。且由于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以及以海運為基礎運輸的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加上石油危機的愈演愈烈，海運費同時進入一個上漲周期(圖二)。到了2008年，原油上漲帶動海運費的急劇上漲，疊加需求急速擴張造成鐵礦石短缺的影響，導致鐵礦石的現貨價長期高于長協價，矛盾的產生引發了礦山集團現行定價機制的不滿，紛紛謀求對自身有利的其他定價方式。2008年，vale在談定首發價后，力拓單獨爭取到了更大的漲幅，“同漲幅”被打破。次年，日韓鋼鐵廠和三大礦山確定好“首發價”后，國內鋼廠并未跟隨，而是和FMG達成了一個略低的協議，“首發-跟風”被打破。2003年vale將年度基準價改為季度基準價，隨后，RIO及BHP和多位亞洲客戶達成以到岸價為基準計價的協議。至此，年度定價、離岸價相繼打破。

圖二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3.指數定價，期貨定價

年度長協定價機制被打破后，鐵礦石的定價機制變得越來越靈活。2010年底BHP開始推行月度定價，2011年6月，RIO也放棄季度定價，包括按季度、月度甚至每天進行定價。在此背景下，指數定價應運而生，直到現在都是主流的定價方式(表一)。當前市場的代表指數包括美國普氏能源的普氏價格指數、英國環球鋼訊的TSI指數以及英國金屬導報的MBIO價格指數。其中TSI價格指數是新加坡交易所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等交易所進行鐵礦石掉期的交易依據，當前的鐵礦石掉期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熟悉并積極應用與鐵礦石的套期保值中而掉期的模式實際上就是一定程度上期貨里面的套期保值，因此被衍生品市場廣泛應用。而普氏價格則廣泛應用于季度長協、月度長協以及鐵礦石現貨市場，在2017年，普氏收購了TSI指數，使得其在指數價格市場的壟斷地位進一步提升。2013年，大商所上市鐵礦石期貨，2014年7月，首個鐵礦石基差貿易合同由日照鋼鐵簽訂。2016年大商所推行鐵礦石基差貿易試點，基差定價模式在鐵礦石現貨貿易中得到廣泛推廣，為廣大鐵礦石貿易商提供了新的選擇。

表一 ：鐵礦石定價機制演變。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搜集

三、總結

回顧鐵礦石定價的歷程，同時結合其行業屬性，我們可以發現，鐵礦石的定價并非完全“市場化”。這取決于它本身的行業屬性，對此類高投資高風險且同質化行業，通過合并或者以國家意志控制，形成卡特爾幾乎是一般規律。但是鐵礦石定價亦不同于原油，鐵礦石的壟斷程度較石油更高，加上21世紀后，鐵礦石的現貨市場主要在中國，而中國的市場，鋼廠多且分散，且鐵礦石的貨值相對運費的比值較小，這決定了鐵礦石的運輸半徑是相對較窄的。若想要增長運輸半徑，則只有大批量出貨。另外鐵礦石的應用具有剛性，對于用途來說，它只能煉鋼，而一個國家對鐵礦石的需求一般表現為城市化初期高速增長，中期維持，后期廢鋼替代。

而三大礦山無論成本以及產量都是行業頂峰，這加大了新進入者的進入難度，也提高了新進入者對投資回報率的預期，因此在價格平穩期，很難產生新增的供應。原油的定價經過了多個市場化階段，最終形成了目前的期貨定價體系。而鐵礦石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并且此前并沒有成熟的衍生品市場，所以在長協定價體制崩潰后，選擇了指數定價這種過渡式定價方式。而指數定價極易受人為影響，且普氏價格大多只關注礦貿商銷售之外所補充的現貨礦的成交價格，以長協方式采購的大量鐵礦石并不計入采集范圍，這相當于完全剝奪了國內鋼廠對指數定價的影響，強化了賣方影響而削弱了買方影響。因此業界也經常戲稱這是“小樣本給大樣本定價”。而隨著期貨市場的不斷完善，大商所鐵礦石期貨合約正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只有構建更為公正、公平的價格體系和貿易環境，才能使行業得到更為持續的發展，帶來更有活力的市場。

（文章來源：華融融達期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