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我真的想通過考研去看外面更大的世界。”12月24日，去年已大學畢業的雪萍二度踏入研究生考試考場，期冀通過考研改變現有處境，“再進社會應該能更順一點”。

雪萍身上的標簽很多，比如農村大學生、“二本學生”“慢就業族”……即便廣東一二本批次已退出歷史舞臺6年，但“二本學生”這一根植于社會輿論中的標簽，依然帶給她苦惱與不甘：每當她回過頭看以前走過的坑坑洼洼之路，感覺“都是因為學歷不夠好”；讀書沒有改變命運是因為書讀得還“不夠多”，“普通二本滿街都是，考得夠好、讀到研究生博士階段自然可以改變命運”。

在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馮雨奐看來，“慢就業”的現實表征通常是畢業生未能實現滿意就業而作出的現實應對。“他們選擇延緩就業，通過增加文化資本（如考研、考證）或轉換競爭賽道（如考公、創業）的方式，試圖沖破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壁壘，進入更為高端的勞動力市場之中。”

【資料圖】

日前，由全國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承辦的全國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第十七屆學術年會舉行，馮雨奐帶來《地方高校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現實表征、內在成因及對策研究》主題分享。

該研究主要基于對珠三角一所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的田野研究，運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方法，分別訪談了10余名“慢就業”畢業生群體。雪萍，便是其中之一。

期望通過考研“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農村大學生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覺得知識改變命運說得沒錯，很符合現在這個社會。”再度走進研考考場，雪萍早已將她的本科專業（管理類）拋之棄之，目標仍然是國內一所知名的師范類院校的師范專業，以期看到更大的世界，改變自己的命運。

何以如此執著于改變命運呢？“我從小村莊出來，第一個世界就是大學所在的城市。我已經感受到和曾經很不一樣的世界了。”雪萍出生在粵東農村，在教育資源和家庭各種困境的壓力下，村里孩子的教育機會往往十分有限。她很慶幸自己在好心人的幫助下讀了大學，但也還是在殘酷的就業競爭中感受到本科文憑的“不夠用”。

日前，在廣州東山口地鐵站F出口核酸小屋，有考生佩戴面罩排隊測核酸。

她的第一份兼職工作是健身房銷售人員，站在豪華小區內被無數次無視或被當成騙子，卻又必須一次次邁前去，滿臉堆笑地遞出傳單；她的第一份實習是在學校組織下做銀行柜臺人員，實習的內容并未接觸到銀行內部的核心業務，而是一些“在大堂跑來跑去的”簡單操作工作；在找工作期間，她看上的單位通常不招一般本科院校的學生，而本專業的學生在畢業后大多從事電商客服或運營助理，“這些工作可替代性非常高”……

盡管去年考研未能如愿“上岸”，雪萍依舊期冀通過考研改變現有處境，“再進社會應該能更順一點”。對她而言，現在只有考研這個終極目標是明確的，其他事情，她并沒有太多具體的規劃。

和其他受訪畢業生一樣，她簽署短期勞動合同或填寫“靈活方式就業證明表”以應付學校的就業統計，但未簽署正式勞動合同，仍保留著應屆生身份。

“我會擔心錢的問題，我今天又接了一個家教，現在小初高各一個，還有一份飯堂的小兼職。是很困難，我真的想通過考研去看外面更大的世界。”雪萍說道。

反復備考者占據“慢就業族”主體

考公亦是“上岸”途徑

“在行業普遍的學歷標準下，文憑日益成為就業市場的硬通貨，其價值的高低之分，影響著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位置分配。”馮雨奐告訴記者，如今新生代大學生自我意識明顯增強，部分學生希望通過考研在專業上精進和深造，或者重新選擇學習和研究方向，還有人把考研當作重洗學歷“出身”的手段。隨著備考次數的增加，一些學生屢敗屢戰，反復備考者逐漸占據了“慢就業”群體的主體。

相較于考研，馮雨奐在研究中還發現，對于部分畢業生而言，考公考編進入體制內是更具“性價比”的去向，也是“慢就業”的一大構成之一。

人們在付費自習室內學習。

與雪萍同在一個學校的誠志說道：“每年畢業競爭都很激烈……像我們這種二本學生在面對雙一流（大學生），就在相對比較公平的考場跟人競爭，比如考公。”

馮雨奐表示，“上岸”的不確定性使得備考學生倍感焦慮：隨著年輕人越來越青睞體制內的工作，公務員、事業編考試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沒有上岸之前，我們就好像在大海里拼命掙扎的魚，像一葉漂泊的孤舟，有比較迷茫、黑暗的時刻，特別渴望岸上穩定、安逸的生活，向往岸上的風光。”另一名受訪者如是說道。

馮雨奐發現，盡管“慢就業族”的共同特征是就業時間的延遲，他們的畢業去向卻呈現出多元化的選擇。還有部分學生在綜合評估后，不再將專業方向作為自身的職業方向，而是尋求與現實社會的其它結合點，投身市場大潮，嘗試創業。由于其所掌握的社會資源有限，他們通常居住在高校附近，共享高校資源，開拓學生市場，減少社會融入成本。

“慢就業”體現不愿“將就”的求職心態

文憑“失靈”引發更多焦慮

透過現象看本質。

究其緣由，馮雨奐告訴記者，“慢就業”現象的背后，往往是不愿“將就”的求職心態，這一現象同時體現出了普通大學文憑及其所代表的專業知識在求職市場中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失靈”。在就業形勢日漸嚴峻的背景下，部分高校畢業生難以將大學文憑及技能、慣習在職場中有效“兌現”，因而選擇“慢就業”。

為減少住所距離遠、出行早高峰等因素給考試帶來的不確定性，不少考生傾向于在考場周邊提前預訂酒店，帶動了“考研房”需求的快速上升，“考研房”搜索熱度周環比增長超300%。

據她分析，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著供求數量與供求結構不匹配的問題，導致部分畢業生所掌握的知識并不足以支撐他們實現有效而充分的就業，進而進入“慢就業”軌道。從數量上看，高校的持續擴招導致人才市場供大于求，就業市場對畢業生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畢業生規模化增長的速度。地方本科院校的學生在就業上逐漸失去優勢，高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逐漸下降，這種金字塔形成的等級結構，吸引著學子們追求更高的學歷，以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應對就業競爭，或用本科文憑換取一張公務員考試的“準考證”，同名校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完成一場相對公平的比賽。

學校定位的偏差使部分專業脫離當地社會的客觀需要，與其他本科院校的發展趨同，導致學生培養的“同質化”。當前社會各行各業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理論知識，且具備較強實踐能力的技能型、實務型人才，而部分畢業生在知識結構和能力水平上都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矛盾，這使得市場需求較大的職業出現缺口，學生卻不得不轉而進入競爭更為激烈的“考研”“考公”的賽道之中。

大學畢業生作為就業主體，其就業策略與觀念的轉變滯后于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我國高考以前的教育形式很大程度上圍繞成績展開，而職場社會的考察內容都更加綜合化與多元化，部分學生的求職策略呈現出“按部就班”的特征，并未適應這種多元變化。此外，有考研意向的受訪者大多希望未來能夠通過提升學歷層次來提升自身的職業競爭力，以獲得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成為穩定高薪的工作者，并在不同程度地擁有對勞動過程的直接控制權。對就業崗位的期待，對工作價值、意義和創新的追求與職場中簡單枯燥的工作內容并不契合，未能使他們建立對現有工作世界中規范與秩序的內在認同，“甘愿”延緩就業。

明年在粵就業大學畢業生將超120萬

“慢就業”風險應重視

“從大學到職場，普通大學文憑的‘敲門磚’遭遇貶值，在此背景下，‘慢就業’成為了一種‘無奈選擇’，背后是學子們暫時無法實現的夢想。”馮雨奐表示，我們不能將其簡單理解為個體消極被動的逃避，這忽視制度和文化背景對個體造成的限制，也消解學生主體性與內心的真實狀態。

日前，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召開廣東省2023屆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視頻會議。

日前，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召開廣東省2023屆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視頻會議。會議指出，2023年廣東將迎來首批大規模高職擴招畢業生，高校畢業生預計將達97萬，比2022年增加25.5萬人，增幅達35.6%，加上外省流入和留學回國來粵求職的學生，2023年在廣東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總量預計將超120萬，總量和接收畢業生量再創歷史新高。

毫無疑問，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針對“慢就業”可能造成的就業風險，馮雨奐希望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提高就業整體質量；優化大學畢業生供給結構，增加就業針對性；提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形成合理的就業觀念。

（雪萍、誠志均為化名）

采寫：南都記者 孫小鵬

（注：主要內容來源于馮雨奐的論文《地方高校農村籍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現實表征、內在成因及對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