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問題專家”王曉偉翻車了。12月17日，某自媒體受權刊登了莫斯科國立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則聲明，表示“中國公民王曉偉”與該校沒有任何關系，其言論與活動僅代表其個人。在同一天，中國政法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也在官網發表聲明，表示從未以任何方式聘請過名為“王曉偉”的人員為中心研究員。

這么一來，王曉偉先前在公共空間展示的“莫斯科大學外籍教授”“歐洲中心研究員”頭銜已然不攻自破，他那一長串頭銜里的其它名號恐怕也將朝不保夕。事件發生后，王曉偉本人第一時間在微信自媒體上聲稱自己乃是遭人陷害，也發布了自證身份的“莫斯科大學聘書”，“遭遇了境外詐騙，損失慘重，又被相關人員黑了，所以選擇了報警處理”。

不過，12月21日莫大社會學系又向紅星新聞回應稱，王曉偉在莫大社會學系的教育經歷、所取得的文憑是真實的，但他從未在該系任職，更不存在被任命為“外籍教授”的行為——可謂“真話不全說，假話全敢說”。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既然“事已至此”，公眾也饒有興趣地打量王曉偉過往的言論與活動。他所撰寫的書籍（《走近普京》）原來是“不超出社論水平的拼湊之作”；他在XX電視臺等權威媒體上發表的高論近似嘩眾取寵、大言欺世（俄烏沖突期間的一系列“權威點評”都與事實相去甚遠）；至于他的那封“聘書”，究竟是自己主動騙人，還是真的被別人騙了然后將計就計自欺欺人，暫時陷入羅生門狀態。

回顧歷史，類似王曉偉的這種“跨國造假”現象可謂層出不窮。舉凡在境外的一切學歷或是履歷，都可以憑借當事人的如簧巧舌抑或生花妙筆，變成影響現實世界的虛構傳奇，化為文學作品里的經典掌故（諸如“克萊登大學”）。這些年來，諸如“西太平洋大學野雞博士”“五百強員工實則為收銀員”“助理教授搖身一變為副教授”的案例實在太多，公眾在審丑疲勞的同時不禁要問：他們憑什么可以招搖撞騙多年，而且屢試不爽？

“跨國造假”意在欺世盜名，目的無非爭名圖利，其要素包括：一、留學/出國經歷，這當然是真的，也容易查證；二、將在國外期間的經歷添油加醋甚至是改頭換面，“加工”出半真半假的虛構故事；三、回國以后利用這層涂裝而來的假金箔行走江湖，用以假亂真的名聲帶來真金白銀的收益。欺世盜名，大言圖利。

問題逼到這一步，其實也就變成了：“‘跨國作案’的欺世盜名者，為何屢見不鮮？”應當承認，文化與制度上的深層因素，都對這一現象“有所貢獻”。

首先，“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已經深深植入世人的文化心理，出國俗稱“鍍金”就反映了這一點，這也是“大詞定律”（name-dropping effect）的體現：使用一些流行的、聽起來就很高大上的名詞，足以吸引眼球、嘩眾取寵。很多事物本來可能只是“相異”，但一旦沾上各種“背景”的修飾語，就立即獲致“高人一等”的影響力。公眾也據此總結出了“頭銜越長，身份越假”的定律，甚至是“精準收割韭菜，頭銜越長越好”的“經驗之談”。

其次，即便在通訊高度發達的今天，證實或者證偽一段國外經歷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偽裝得好無疑就更難了。這一方面加大了拆穿的難度，另一方面也會“誘發”當事人造假的意愿。

小說《圍城》里雖然虛構但取材真實的情節，就有“韓學愈只是在《歷史雜志》發過一則廣告，但就敢在簡歷里寫上‘曾于《歷史雜志》發表文章’”“羅素只是禮貌客氣地接待了一下褚慎明，噓寒問暖也被褚某人演繹成了‘承蒙不棄，托我解決問題’”這種“三真七假”卻又難以查證的橋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國內圍繞“誠信”（integrity）的制度建設，仍然有待完善。學歷學位與頭銜履歷可以說是人的第二生命，構成生命權與財產權之外的完整人格權利，自然需要當事人負起誠信義務。但無疑地，目前當事人的造假成本、失敗風險，都遠遠比不上欺世盜名的“預期收益”。

即便騙局被拆穿，他們的“損失”也比不上早已博得的滾滾利祿；“割韭菜”的種種“案例”，甚至還會以“成功秘訣”的名頭在坊間廣為人讀（比如某些“幣圈”“金融圈”的“大佬”）。即便是目前看似已經翻車的王曉偉，他本人即將面臨的損失比起已有的“成功”，恐怕也是微不足道。因此，完善“誠信”這一價值體系的制度建設，方是根治“跨國造假”的必由之路。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