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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組織法的利益譜系中，公司利益作為價值權重最優的獨立利益，成為連接各方參與者財富欲望與公司決策者理性行為的價值橋梁。“公司利益”是公司組織法的一個基石性范疇，被視為資合公司法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成熟表征。以公司利益為核心的商事范疇體系的形成，是公司法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一方面，從公司利益作為抽象的一般性條款觀察，其法律性質具有獨立性、整體性與長期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從公司利益作為公司治理的目標觀察，公司利益具有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特征。正因為隱含的上述特性，公司利益處于公司組織法的利益譜系中的權重中樞位置。

公司利益范式不僅是董事義務改革的解釋工具，而且承載著董事義務改革的功能定位。以公司最大利益方式行事，不僅是所有企業尤其是管理層決策的行事準則，而且是多方參與者利益矛盾沖突的解決規則，更是司法裁判董事、監事與高管以及控制股東是否違反義務的法律依據。

公司利益目標與董事義務原理重述

在現代大規模的動態商業經濟背景下，基于不同國家的法律傳統差異、股權結構差異、文化背景差異乃至司法續造的能動性差異，對于董事的功能定位、董事義務的承擔對象、董事義務的分類等基礎性問題存在不同的認知。上述爭議的答案，再次求助于公司利益目標這一價值工具。

在現代大規模公司治理的邏輯框架下，將董事角色解釋為特別法的公司組織機構最利于公司治理目標的實現。基于公司的董事席位與外觀法理，勤勉義務以名義董事為義務主體，勤勉義務不會穿透到近親屬、關聯人或控制股東。基于自我交易的隱蔽性或董事行為被操控的間接性，化解利益沖突的董事忠實義務實有必要且必須穿透到隱藏其后的近親屬、關聯人或控制股東，以求得交易的實質公平。在公司具有償債能力的正常場景下，董事無須對債權人承擔任何義務。只有在公司缺乏償債能力的場景下，董事對債權人才負有清算的勤勉義務。在我國公司法所處的熟人社會與面子文化的背景下，董事之間互負橫向義務更難以在現實中落地。

我國現行公司法與公司法（修訂草案）中的董事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二元說，不僅功能互補且邏輯清晰，共同服務于公司利益目標。然而兩者各異：其一，董事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的功能不同。勤勉義務即董事履職的過程須體現出應有的注意、技能與勤勉，忠實義務即董事行為的動機須善意不謀私。其二，董事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的履職標準不同。勤勉義務是一種關注董事決策或監督的“過程性義務”與“注意性義務”，忠實義務則是一種關注履職中的行為動機、目的與目標的“動機性義務”與“公平性義務”。其三，董事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的政策取向不同。勤勉義務是鼓勵企業家冒險精神與創新進取，忠實義務是防范董事與高管的機會主義謀私傾向。其四，董事勤勉義務與忠實義務的責任尺度不同。勤勉義務容忍誠實的失敗和善意的虧損，因此對董事勤勉責任須給予商業判斷規則、合理抗辯、公司章程豁免或限制的合理保護。忠實義務往往背離信任的道德底線甚至違法，違反忠實義務不僅須追繳全部不當所得，甚至施加懲戒賠償，不應給予商業判斷規則保護和章程允許的責任減免。

公司利益最大化與董事勤勉義務強化

在公司組織法框架下，以公司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勤勉行事，這是董事勤勉義務的真諦所在。我國董事義務改革應回應實踐、立足本土并借鑒國際商事規則，以公司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強化董事勤勉義務規則。

三十年間，我國董事勤勉義務呈現如下本土特色：其一，勤勉義務的立法呈現出與忠實義務不同步的演進趨勢。其二，勤勉義務適用的公司類型呈現出由公眾上市公司到非公眾公司的逆向發展趨勢。其三，勤勉義務的內涵與外延呈現出從內容不確定到逐漸豐富的發展趨勢。其四，勤勉義務的要求呈現出從立法者提供示范指引到允許公司自治的多元路徑。其五，勤勉義務的司法實踐也表現出對損害公司利益的關注。如何評價修訂草案對董事勤勉義務條款的創新呢？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條第2款作為勤勉義務一般性條款的立法進步在于：一是開創性地在公司法層面引入了“為公司的最大利益”的表述；二是增加董事勤勉的理性人標準。該條款的立法不足在于：一則，“管理者”一詞無法展現上述主體的管理、監督、服務與執行的多元化與差異化職責；二則，以“通常應有的”情境語言難以勾畫董事履職的動態變化；三則，以“合理注意”的術語定性董事履職的專業度未必精準；四則，修訂草案關于勤勉義務的相關條款應積極回應這一董事分類的職責變化。

在我國司法實踐、立法改革與學術研討中，圍繞董事催繳義務的責任認定、授權資本制引入下的董事新股發行公平對待義務以及董事監督合規義務引發了激烈爭辯。修訂草案關于董事催繳義務與責任的條款改革應填補“斯曼特案”判決的解釋遺憾，無論選擇何種方案，董事催繳責任都不應擴張至欠繳出資股東的未出資部分，更不應與發起人股東一起對外承擔連帶責任。在授權資本制引入的背景下，新股發行濫用與新舊股東平衡的防范機制恰恰為修訂草案所遺漏。在我國，可以考慮增設董事公平對待義務的強制性條款以及新股不當發行的法律救濟機制，這是通過安定股東群體利益并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可行方案。修訂草案可以考慮將董事的合規監督義務納入公司法總則之中，這不僅是董事義務譜系的必備內容與應有之義，而且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穩定之策。

修訂草案加強了董事對公司或第三人的賠償責任，總體評價似乎強化責任有余，然而合理減輕或免除董事責任的考慮不足。我國董事賠償責任的免責或限制改革的難題在于：如何既可以避免董事勤勉義務的空洞化，又可以激勵董事勇于決策，致力于公司利益最大化。筆者認為，作為董事勤勉責任豁免機制之一的商業判斷規則，不妨留給未來的司法實踐慢慢進行試錯或檢驗，等待本土引入的適當良機。修訂草案可以采納內部董事與外部董事差異化的對待標準，擴大合理抗辯的主體范圍而不限于獨立董事，擴大有權信賴的范圍而不限于非自身專業等情形。無論從商業實踐需求出發抑或從立法趨勢角度觀察，修訂草案引入公司章程豁免或限制董事責任均有強烈必要。

公司利益沖突平衡與董事忠實義務擴張

在公司利益與董事利益沖突場景下，董事必須以公司利益為優，這是董事忠實義務的本質要求。我國董事忠實義務的規制模式應從嚴格禁止性模式轉向緩和的利益沖突平衡模式，經由程序公正與實質公平的規則創新，跳出傳統民法的自我代理與雙方代理一概禁止模型的思維定勢，完善自我交易、公司機會、同業競爭與董事薪酬的規則體系。

從我國董事忠實義務的規范演進觀察，呈現出日趨體系化、類型化與責任嚴苛化的發展特征。董事忠實義務的禁止性反向列示條款體現的是公司利益保護的物權法思維，而董事忠實義務的標準更需要公司組織法的正向角色引領。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條不妨在董事忠實義務的條款之中，重新嵌入“維護公司利益”目標以及利用董事“地位”謀私的限定，以此塑造本土特色的“稱職而忠實”的董事忠實義務的肯定性形象。

董事與公司利益沖突框架中的董事忠實義務規范，雖然缺失“董事與高管薪酬”的相關規范條款，但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分別單獨創設了“自我交易、公司機會、同業競爭”條款，并以細致化的事先披露與決策機關批準的程序條款，發揮著解決利益沖突下的各類交易實質公平的替代功能。修訂草案關于董事與公司利益沖突模式的條款規范理念變遷，顯示出我國公司法逐漸認可熟人交易的合理性，緩和關聯交易的強制性，透視著裁判者對公司自治理念的不斷開放與寬容的態度。

對于違反忠實義務的法律救濟，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至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所得的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即“歸入權”。當董事違反忠實義務之際，歸入權的單一賠償救濟手段不足以起到威懾作用。我國董事忠實義務的責任改革應提供多元的責任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