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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文化
“循吏”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奉公守法、清正廉明、推行教化的地方官。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對循吏作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即“奉法循理之吏”。班固在《漢書》中沿襲了《史記》的體例，作《循吏傳》，從此循吏便成為那些清官良吏的專有名詞。由于循吏是相對于“酷吏”而言的一個概念，酷吏是指那些奉行嚴刑峻法，“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的官吏，因此，后世也將奉行刑罰和主張教化作為兩者區分的標準。其實，循吏雖然主張教化，但同樣非常重視法制的作用；特別是漢代在制度上“漢承秦制”，主張“以吏為師”的同時，融禮儀道德教化于依法治理，因此，循吏在地方治理實踐中形成的法律觀，也成為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
漢代的循吏作為“吏”，其基本職責就是貫徹執行朝廷的法令，維護地方秩序。他們雖然不像酷吏那樣“專任刑罰”，但都要“奉三尺律令以從事”。所不同的是，循吏在治理實踐中，更注重教化的作用，“以化治稱”。而法律則是作為推行教化、實現治理的重要手段，這也是漢代循吏法律觀的核心要義所在。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和黃霸。
董仲舒是《漢書·循吏傳》中第一個被提到、卻又沒有列入《循吏傳》的人。他雖然主張“任德教而不任刑”，認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但同時又強調“正法度之宜”，把法律作為推行教化的重要輔助手段，這就是著名的“德主刑輔”的主張。因此，董仲舒可以說是奠定了循吏法律觀的理論基礎。
而黃霸則堪稱是循吏法律觀的實踐典范。他雖然是“入財為官”，即花錢買的一個小吏，但“以廉稱”，而且“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漢宣帝“聞（黃）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后出任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黃）霸為首”。
從漢代循吏的從政和治理實踐來看，他們的法律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注重依法治理，維護地方秩序。循吏雖然不同于酷吏的專任刑罰，但在治理實踐中同樣非常注重依法治理。如前所述，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奉法”是前提。地方官的基本職責就是執行朝廷的立法，維持地方秩序。一些循吏本身就是精通法律的人，如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東漢時的循吏王渙也是“讀律令”。他們在地方治理的實踐中，注重運用法律手段。王渙任溫縣縣令時，“縣多奸猾，積為人患。（王）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東漢另一位循吏劉寵任會稽太守時，也是“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此外，他們也很注重治理人才尤其是法律人才的培養。西漢著名循吏文翁任蜀郡太守時，就曾選派郡縣小吏去京城長安，“受業博士，或學律令”。也正因為如此，“政平訟理”也成為循吏的一個重要標準。
其二，主張德主刑輔，強調教化為先。如上說言，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奉法”是前提，“循理”則是循吏的特點。他們不像酷吏那樣機械地照搬法條，而是從情理出發，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適用法律。而“循理”的主要依據，就是儒家的經書。他們將儒家所倡導的教化作為治理的主要手段，這也是與酷吏的主要區別所在。漢代的循吏基本上都是熟讀經書，在治理實踐中也是以儒教主張的禮儀道德來教化百姓?！稘h書·循吏傳》開篇在談到董仲舒等人時，就稱他們“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黃霸曾師從著名大儒伏生學習《尚書》，“力行教化而后誅罰”；東漢秦彭任山陽太守時，也是“以禮訓人，不任刑罰”。他們在司法實踐中，也往往通過教化去化解矛盾，解決紛爭。東漢許荊為桂陽太守時，有兄弟為爭財而打起了官司，許荊認為“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請求朝廷對自己問責，結果兄弟倆悔恨交加，“各求受罪”。東漢仇覽任亭長時，有母親告兒子陳元不孝，仇覽認為這是自己“教化未及至耳”，親赴陳元家進行勸導，結果母子相擁而泣，陳元也成為遠近聞名的孝子。時任考城縣令的著名循吏王渙聽說仇覽能“以德化人”后，專門請他擔任主簿。東漢劉矩任雍丘縣令時，“民有爭訟，（劉）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其三，奉行用法寬平，倡導寬猛相濟。循吏雖然也主張依法治理，但他們奉行用法持平，倡導寬猛相濟，這是他們與酷吏的另一個重要區別之處，也是“奉法循理”兩者結合的具體體現。同董仲舒一樣，在《漢書·循吏傳》開篇被提到、但沒有寫進《循吏傳》的兒寬（又作倪寬），治民奉行“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黃霸也是“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在他的治下，“獄或八年亡（無）重罪囚，吏民鄉（向）于教化”；東漢的王渙雖然“政尚嚴猛”，但也“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而著稱。
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開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揭示了循吏法律觀及其實踐的基本特點。漢代的循吏將先秦法家主張的法治與儒家主張的禮治融于治理實踐，促進了禮法結合的進一步發展，對中國古代以“德主刑輔”為核心的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